在大荧幕观赏本片时感到极度舒适，除了开头旋律，中间穿插的音乐，其余许多时候抛开配乐，保留空间本身的声音和纯粹的人声。画面一黑，重回寂静，从没想到寂静也可以是一种表达。人在寂静的时候，才会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的事。里面人物脸庞是赤裸的，诺拉的脸偶尔是红的，绒毛微现，诺拉的黑色毛衣、蓝色和灰色套头衫，都在自然状态，宽松贴切，她的妹妹阿格尼丝，张着圆圆的眼睛，期待地看着你，她们的父亲古斯塔夫，一走了之，自私，从没有试图去扮演他做不到的父亲角色，最经典的一幕是古斯塔夫在黑暗中的头颅，面庞轮转，转到棕色长发的诺拉，再转回白发稀少的古斯塔夫，再转，面庞若隐若现，既是古斯塔夫，又是诺拉。
红白相间的独栋房子是一切的起始，在诺拉童年的作文里，房子是活的，会呼吸，它会在乎居住其中人们划下的刻痕，打湿的地板，它肚里空空，想念自己被一家四口填满的时候。在古斯塔夫的记忆里，它是母亲被抓走的起点，是姨母放大声量音乐反抗有举报嫌疑邻居的地方，是母亲踢倒凳子自缢的房间，也是他曾经爱情的巢穴，直到他离开并移居。诺拉和阿格尼丝曾在此居住，母亲同在，母亲去世后，所有权回归到父亲手里，他想用它作为拍戏场景，拍下他私人的家族史，房子将作为三代人的背景和转场。当它被用作电影场景，更像成为一处公共空间，诺拉和阿格尼丝在整理物品，挑选带走红色花瓶，爸爸有权处置她们共同生活的家。当它被撬掉细密瓷砖，墙壁被白色滚筒刷新，木门换成白色现代门，白色瓷盘摆在架子上沥干，它又重新恢复生活气息，门是虚掩的，不确定谁会来住，确定的是它又变回一个家，跟上每一代人，按照现代审美，被粉刷成新的样子。
旧的记忆会被保留，诺拉答应参演父亲的戏，她本来以为父亲写的剧本完全关于祖母的事，阿格尼丝专门去档案馆查询了祖母被纳粹抓走，被酷刑折磨的档案，她还读了爸爸留在桌上的剧本，不是那样，她对诺拉说，这个故事是关于诺拉本人的故事，是爸爸想象的女人，愤怒地，无助地祈祷的诺拉，有着绝望到活不下去的时刻。他明明缺席那么久，为何仍能精准想象触摸诺拉的心，他写的电影剧本像是她生活的倒影，因为他也是这样过来的，在敏感与愤怒中活过来，她们的头颅轮转，他不过是性转版的她。
古斯塔夫给蕾切尔讲戏，在小房间里，她拿了绳子放在椅子上，关上门，传来椅子倒下的声响，门后发生了什么可以推断。到了诺拉演的时候，小孩出门，她把玻璃大门锁上，进了房间，椅子上有绳子，门关上，椅子还在那里，没有倒，摄像机转到她的脸，古斯塔夫喊卡，其他工作人员去准备下一个场景，小孩来和外公拥抱，椅子没有倒，结局已经被改写。
不论哪个国家，哪里的人们，往上细数祖辈会碰见经历痛苦、贫穷，与时代的历史大事件共振，它们如基因密码被埋藏在家族记忆中，传递，有时候个人的自我惶惑可以往家族史往上追溯，就像一口烂牙也许意味着父亲和奶奶同样牙坏得很早，许多被拔掉。
看过导演的前一部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可能东亚女性无法与充满选择的北欧女人共情，我们还困在家庭、职场，父权社会的陈腐里，她们已经在不同职业和人生中横跳，困惑是选择哪个。这一部仍觉得父亲很难共情女儿，尤其是一位缺席女儿成长的父亲，诺拉的崩溃的导火索来源于古斯塔夫在阿格尼丝家为侄儿庆生时对她的指责，说她永远带着愤怒，人是很难与愤怒的人相处的，质问她为何无法建立一段亲密关系，引出她全面崩溃的也是一段陈腐的说教。蕾切尔被古斯塔夫的电影吸引，与他一同参与电影的创建，她见到诺拉，见到更适合剧本的人，导演的女儿，她更应该感到被骗，被利用，感到愤怒，而不是在坦白要退出时，哭着对他说，怕令他失望，他不是她的父亲，他甚至无法当亲生女儿的好父亲。电影在这部分的叙事有缺憾。
阿格尼丝拥有丈夫和孩子，诺拉很难与人建立关系，诺拉问阿格尼丝，为什么童年只毁了她，阿格尼丝告诉她，因为还有姐姐。阿格尼丝发现诺拉面部表情细微变化，会关切问她，怎么了，电话打不通，专门跑来找她，帮她收拾杂乱的家，在爸爸和诺拉中调停，很多时候会代入阿格尼丝姐姐关怀角色，得提醒自己，诺拉是姐姐。到这里，才会发现关系本身没有颠倒，姐姐在爸妈的争吵与崩溃中给妹妹梳头，带她上学，作为稳定的核心，她支撑了妹妹，反过来妹妹也爱着她，关爱着成年后无法从不适中调整过来的姐姐。她们应该是海报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