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一部虚假的电影，它呈现的情感也未必不真实。问题在于，它所呈现的“真实”，是一种过滤后的真实。
在1950、60年代的潮汕地区，“海外关系”从来不仅仅是情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只需列举几个时期的历史事实，足可窥见当时的紧要形势。
195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展大规模的向海外华人写信运动，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在1950年元旦致辞中向海外华人表示，希望通过写信活动打消侨民对新共产政权的疑虑，并鼓励他们恢复向中国亲属汇款。
然而，有些丈夫希望停止写信，不仅因为他们不相信信的内容，还因为他们所在国的政府当局因冷战对任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联系的华人都抱有戒心。
1950年，潮汕地区开始土地改革。
政务院关于《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决定不准动华侨房屋，却动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追余粮中一些无法交余粮的侨户只好写信向国外亲人讨侨汇。被错划阶级和错没收房屋的华侨和侨眷，反映强烈。
1953年，时任华南分局书记的陶铸表示，
在土改中所打击的侨眷中，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是打对了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左右是打错了的，百分之五十则是打重了。
1958年，各级政府动员侨眷、归侨献出资金、物资大炼钢铁，硬性要求腾出侨房办公共食堂、敬老院、托儿所，侵犯了侨眷、归侨利益。
1963年下半年开始，汕头专区在农村进行“ 四清” 运动，城市开展“ 五反” 运动，不少地方把侨户作为清理对象。有些大队或生产队对侨户地富改变户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一起进行训斥、搜查、罚款、甚至没收财物，城镇一些有海外亲属的干部、职工，怕在运动中受批判而拒收侨汇，中断国外亲人的联系。运动中批判接受侨汇的人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1966年，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通知停止侨汇物资供应。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侨户家庭被查抄，财产被当作“四旧”没收，侨汇被随意侵犯，房屋被挤占接管。有海外关系的人一概被视为“反动的政治基础”，加以歧视、打击。不少归侨、侨眷和侨务工作者因“海外关系“问题受严厉的审查和批斗，有的因忍受不了而自杀身亡。
在潮汕地区，
农村土改期间错没收的侨房37362户4594844平方米 (1987年统计)。其中由机关、部队、企事业和集体单位占用的2083 户345971平方米。 “公社化 ”、“大跃进” 期间在农村被挤占、拆毁的侨房279户20148平方米 (1987年统计)。
总括而言，经济上，因韩战禁运，国家对外汇有极高需求，但政治上，侨眷长期受到怀疑。
有趣的是，就算是窄化到家庭内部的关系，也免不了政治的介入。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赋予女性在被“遗弃”三年以上的情况下提起离婚诉讼的权利。许多家庭主妇似乎将《婚姻法》视为公开违抗海外丈夫权威的通行证，结果造成
侨民家庭的婚姻纠纷频发，以至于“极其严重”，全省几乎每个侨乡的离婚申请数量都在上升。
毫不意外的是，政府在此类离婚诉讼中大都偏向男性意见，因为国家更需要他们赚取的外汇甚于男女平等的宣传。
因此，在那个年代，正如电影所极力塑造的，只感到纸短情长的淑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或幸运儿。
把大部分侨民侨眷都拥有的创伤记忆抽空而注入温情，电影就变成纯粹的情感道具。这恐怕正是这部电影的目的所在：它要求观众沉浸于情感， 却拒绝观众理解历史。
这种“温情”的必然，其实是当下状况的一种无奈的代偿。它让人们在感动的泪水中，心安理得地遗忘了那些最不该被遗忘的、关于真相和历史责任的追问。
参考资料：
汕头市志
汕头华侨志
广东省志
廖承志文集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of Republic of China